但是，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，在過去的文獻(xiàn)中，有的沒有記載，有的記載不夠真確，這樣，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，它能補(bǔ)充文獻(xiàn)的不足或糾正文獻(xiàn)的錯誤。
例如：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(shù)水平，但在文獻(xiàn)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，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、籍貫、生卒時間、藝術(shù)專長和主要活動了。這樣的例子是相當(dāng)多的。
又如：宋代趙孟堅（子固）的生卒時間，許多文獻(xiàn)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（1199），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（1295），97歲。有人對此有懷疑，但一直未能解決。1962年《文物》第12期，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，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，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(jié)論。我們根據(jù)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《水仙》卷詩，中有"甲子須臾事，蓬來尺五天"二句，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，即南宋景定五年（1264），時年65歲。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。

又如：約50年前，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，畫得很好，落款字?jǐn)?shù)不多，作品本幅十分整潔，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，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，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，沒有活到清代，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，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，對于鑒別書畫的真?zhèn)?，也有相?dāng)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，那么，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，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?zhèn)螖噱e。

同時，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，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，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，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，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（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），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，避諱的問題是復(fù)雜的，在書畫鑒定中運(yùn)用避諱來斷代，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(jìn)行具體分析，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，靈活掌握。

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，所以比較細(xì)；嘉、道以后拖尾長，卷子就粗了。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，手法亦異。熟悉了以后，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、何地的裱工，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，手藝相當(dāng)高超，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，仍能裝裱如原裝。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(jīng)裝裱后，如果懸掛或正視，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。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，則原形畢露。所以，如果遇到裱得很厚，或者裝在鏡框之內(nèi)的書畫，就一定要特別注意。
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，保留原裝裱，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(jìn)去。鑒別這類書畫，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?zhèn)瘟恕?br/>
曾經(jīng)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。一般人來看，確實是宋朝的畫，但仔細(xì)研究會發(fā)現(xiàn)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。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，組成了一幅新的畫，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，蒙了很多人?，F(xiàn)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，把古畫拼接、嫁接、挪位，很有隱蔽性。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?zhèn)?003年10月5日下午，我應(yīng)海南收藏家協(xié)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(xiàn)場書畫鑒定。當(dāng)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，一副為清林舒的《山水圖》，另幅為日本畫《花鳥圖，第三幅是清方琮的《山水圖》條幅，長約四尺，寬約1尺2寸，絹本，淺設(shè)色。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，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。山水風(fēng)格有唐伯虎格調(diào)，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。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“臣，方琮恭繪”，數(shù)字，后鈐小印兩方。初視之，印象不真。

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，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(yuǎn)，再加以重新填墨、潤色、裝裱、加蓋印章，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，欺人效果更佳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，各有一幅趙之謙《牡丹》圖軸，二者幾乎完全一樣，經(jīng)鑒定才知道，沈陽故宮所藏之《牡丹》圖，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。用這種辦法“復(fù)制”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。如果稍有懈怠，便會弄巧成拙，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，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，悔之晚矣。